新华网北京11月5日电 2日，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前驻荷兰等国大使华黎明，日前作了题为《中国与世界》的报告。他说近百年来，中国的全球角色经历了“悄悄的革命”，而这一革命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大幅提升。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战略，新的角色意味着新的责任。中国该以何种姿态立于当今世界？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分别阐述：西方世界为何苛待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中国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三个部分。

     西方世界为何苛待中国

     关于西方世界为何苛待中国一事，华黎明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给了世界很大的震撼。我们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201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775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这个变化在中华文明历史上是罕见的。

     随着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实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二者1949-1980年间是封锁被封锁、保卫被包围的关系；到如今则是强者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中国如今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与贸易伙伴。尽管中美如今有很多的矛盾，但双方依存度极高。

      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从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不仅是造福于本民族的千秋伟业，更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社会的一份厚礼。世界本来应为此庆幸和自豪，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下的红利，但对于中国今天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承认中国给它们带来了巨大商机，带动了全球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将会对它们的制度和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增大，1993年前中国是石油出口国，1993年后进口；中国能源58%依赖进口，其中60%来源于中东，可以说有能源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同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基地，如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国家商店里没有“中国制造”，甚至美国已经离不开“made in China”。美国一个记者曾尝试一年脱离“中国制造”，却在圣诞节购买的圣诞树、彩灯和礼物都是“中国制造”。华黎明谈到，自己曾三次到访日本，每次回来亦很难买到不是中国制造的礼品。

      具体而言：第一，从经济上讲，中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是一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可能给世界带来经济的、能源的、资源的挑战。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他们生活中所有重大问题，如贸易逆差、商品价格、气候变化、失业状况等都与中国有关。

     第二，政治方面。自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四五百年以来，西方始终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和当今世界大部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世界以西方为中心。西方看到，由于中国的崛起，这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利益格局可能被打破，他们的话语权或将受到影响。然而，不要轻易作出“美国在衰落”的结论，世界仍以西方国家为重心。人们可能不满美国的某些行为，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对赴美留学、留美定居十分向往。近来阅读《中国还要仰望美国100年》，虽然这个说法可能夸张，但其背后反映出的美国的强大不言而喻。

     第三，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其迅速和平崛起不可避免会给美国乃至西方带来政治制度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当年被西方定义为“资本主义上空的幽灵”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年苏联解体时，西方国家曾很希望看到中国、古巴、朝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外交也在那时经历了很多曲折。美国也曾幻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外交困境后，中国却依然飞速发展，西方国家发现已然不能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忽视中国的快速崛起。2008年经济危机后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或许不会带来如贪婪、懒惰的不良影响，反而质疑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再存在下去。很多人认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其实我认为是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24小时之内赶到现场，救援人员赤手空拳72小时内展开营救，这背后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执政能力，更让世界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无可挑剔吗？而社会主义制度又是这么邪恶吗？并在之后不得不承认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北京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四，中国作为世界上没有完全解决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国的迅速崛起，必然伴随崛起引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以及不可避免的军事实力的大幅提升。进而使得以非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和国家统一的可能性增大，这或将使美国主动或被动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大。    

     除了以上四点，西方的公众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他说：“我在荷兰工作生活了三年，我可以与你们交流一下我在西方的感受。西方公众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迅速的发展是很敬仰和钦佩的，然而我在荷兰接触的上至荷兰首相下至普通民众，由于历史的惯性，在思想深处都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误认为中国是个拒绝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西方不会以与我们相同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更不会毫无保留的欢迎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政府《国情咨文》中更是强硬声称‘美国绝不做老二’，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他们会夸大中国崛起的速度。”

      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年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都会提出“中国无人权”的提案，但始终没有通过；1993年后，由于经济贸易影响，多数西方国家已经从制裁中国的提案中撤出，但荷兰外交大臣仍用激烈言辞攻击中国。中国政府当时为了谴责荷兰行为，断绝了与其贸易来往。之后，在荷兰政府表示歉意并作出相应承诺后，双方关系才稍稍缓和。

      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欧洲人对其误解之深我是切身体会。他们认为是1950年中国共产党派部队占领了西藏，而西藏本是像香格里拉一样的地方，中共进入后破坏了当地环境与生态。所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往往与西方人有所冲突。西方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斯大林残酷的国内政策、国内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与苏联占领捷克、阿富汗的残忍。我在西方国家真实看到的，体现在新闻媒体上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他们毫无保留的接纳中国。

      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关于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这个问题，华黎明称，德国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韦伯曾预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这种不幸不幸发生在德日两国身上，然而德国正确地对待了历史；日本政客则仍在大力鼓吹右翼势力。我们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我们的历史。同时，我们要思考，中华民族崛起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应当坦承，改革开放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还没有彻底荡涤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屈辱和恐惧，心态还落后于现实。

      华黎明接着说：“在我担任阿联酋大使时，我曾在现场观看亚洲杯中日足球比赛。从一开始‘中国队加油’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体育比赛莫名其妙地与政治挂钩；无独有偶，2004年亚洲杯足球比赛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我在屏幕前看到，奏日本国歌时全场中国人没有起立，而是在比赛后用水瓶攻击日本队员；2005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在上海发生了反日示威游行和打砸抢行为，日本记者记录了这些现场并在日本电视节目上反复播出，意在告诉日本民众，中国青年无异于暴徒。这些简单的事件背后体现了中国人仍自我定位为被侵略者、受害者，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承担大国责任。”

      中国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

      对于这个问题，华黎明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对一个国家同样适用。按人均GDP说，中国居世界第87位，是美国的1/13，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是中国的14-15倍。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资。中国GDP内含五分之一是外资，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来自外资，出口60%来自外资，高技术出口85%来自外资。更严重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包含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积累的财富，实为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国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

      软实力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软实力包括良好的社会制度、健全的法律、廉洁的政府、安全的生活环境、科技创造力、经济增长潜能等；国民素质如诚实、守信、创新、友善等。这些都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基本条件，而我们还相距遥远。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诸如排队问题。在国外，包括当年苏联，人们都是安安静静地排队。而中国人的世界却离不开关系，无论是上学、看病还是找工作，这其实是我们国民素质中很大的缺陷，也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的障碍，不良的现象还包括随地吐痰、不让座等。

     中国实力有限，中国无法改变一切（包括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误解、偏见与歧视），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短时间内改变所有它所希望改变的事情。中国虽然以自身的努力与国际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尊重，但离扬眉吐气的平等相待仍有很大距离。回顾历史，中国的国力衰败是屡遭外国欺凌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无法短期内解决中国内部的贫富分化、历史形成的人口负担、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潜在的社会稳定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的历史课本大多讲中国如何被人侵略，而不探索原因。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包括外交问题的关键。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国无以立。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大国，有待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国力消长的竞争。

       中国最核心利益：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拥抱民主、自由，但有一个底线，不可谋求推翻中国现任政府，不能谋求肢解中国。”34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巨变。我们的外交有责任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公众之间架设起彼此认知的桥梁，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包含的善意和贡献。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知己知彼的准备，坦诚友好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