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发展方向问题

（张顺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方向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而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要努力做到四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二是吸收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排除西方史学的不良影响；三是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四是努力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此要做到：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实现史学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以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引领世界历史学的研究方向；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以中国视角撰写世界史。

关键词：世界历史 大国史学 唯物史观 学风

世界历史学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揭示其发展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学是从过去寻找未来的科学，是面向过去看未来的学问。2011年，世界历史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意味着我国世界历史学迎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但是，我国的世界历史学如何发展，却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

构建“大国史学”不仅要求我们做史学大国，更重要的是做史学强国，要求我国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大国史学”应有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有一支较大的史学研究队伍，不仅重视研究本国的历史，而且重视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教学科研机构比较齐全；二是有一批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史学名家；三是能够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并能被译成外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四是具有自身特色和国际一流的学术独创能力，能够不断形成新的学术流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出新成果。

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能够提高我国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影响力。我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今天我国的世界历史学与西方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缺乏与我国日益增长的国力相对应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第二，有利于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世界历史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属于基础性学科，它的涵盖面非常广，包括世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地区史、国别史等各个方面。不管哪个学科的专家，都需要对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这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考察某个学科的问题；中国史专家也需要了解世界历史，善于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背景下来考察。无疑，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将会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反之，世界历史研究落后也会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第三，有利于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有加强各国各地区古往今来历史的研究，分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启示，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四，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服务。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将不断改变世界格局；而我国的快速发展也必然引起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和围堵。今天，西方一些人往往通过曲解历史和现实来为西方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服务。近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曲解历史与现实的表现，是为打压围堵中国服务的。提高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水平，将直接提高我国史学界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能力，抵制各种分化西化中国的舆论思潮。当前，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离“大国史学”还有较大的差距。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要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

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学术界不少人却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把历史学视为“艺术”，为人们随意解释历史提供了一种依据。我国学界曾经有人讲过：

“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1] 坚持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最基本的是要做到论从史出，不歪曲历史，不虚构历史情节，不凭个人想象、愿望、意志和需要去解释历史；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就要做到史料可靠，考察全面，论证扎实，概念清楚，表述准确，观点明晰。坚持历史学是科学，就要以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态度来开展研究工作。我国的世界历史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无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人类在认识和解释自己历史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讲：“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马克思的这两段文字可以说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关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也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极其精辟的文字，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例如，(1)社会的物质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2)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不是凭个人意愿创造历史；(3)人们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但其他因素也发挥作用；(4)人们创造历史的各种前提和条件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5)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各种因素形成合力的产物。

根据唯物史观，马克思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或恩格斯说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史是世界历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工作者应该考察探究的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也正是今天我国世界史学者需要充分认识和加强研究的。

同时，唯物史观为我们开展世界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首先是要重视研究世界经济史。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深入研究这个决定性因素，我们才能比较好地弄清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事物的本质，弄清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要深入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加强世界经济史的考察。研究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军事史、环境史、法制史、宗教史、妇女史等各类专题史的专家，也应该重视和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特定国度的经济前提和条件。

二是要重视和加强综合性、跨学科性研究工作。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除经济前提和条件外，其他各种因素都发挥着作用，而且各种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注重全面地多视角地看问题。研究专题史是必要的，是世界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是，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开展跨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跨越国家和地区、跨越时代的综合性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可以探讨和认识那些仅仅研究个别领域的专题问题所难以认识到的历史现象、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

三是要培养和加强全球眼光，把世界历史当作整体史来研究。世界历史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来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历史时，由于各种局限，往往只能从局部来观察和研究有关问题；单个的研究人员更容易长期囿于狭小的研究领域。而且，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条块分割和相互隔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认识和探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并自觉地突破这种认识上和学科布局上的局限性，有意识地推动世界整体史研究。我们不能局限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上，而要把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放在世界史范围内来考察。根据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和客观条件，努力寻找一些体现整体世界史的主题来深入探讨。

四是要培养和加强历史眼光，注意把特定历史时刻的事物放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考察和分析。根据唯物史观，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这样的前提和条件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事物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延续。从宏观层面讲，研究世界当代史就不能忽视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世界近现代史就应了解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然，不仅仅如此。世界史专家，不管从事哪个方面的专题研究，都应该对整个世界历史有比较好的掌握，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研究特定问题，不能割断其历史发展脉络，而要放在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点，它应该属于历史存在中的一条线，这条线又属于历史存在中的一个面，而这个面又属于历史存在的“体”，这个“体”就是世界历史的整体。世界史是立体性的，每个人物和事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点，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与其他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是孤立的，都处于人类社会发展长河这个时空立体中的一个位置。世界历史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立体史学”。

我们要把每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来考察，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的启示和提出的要求。

　二、吸收我国传统史学优长 排除西方史学不良影响

今天，我国国力日益强大，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积极争夺解释世界历史的权力。为了构建“大国史学”，我们要努力克服当前世界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要努力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吸收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二是排除西方史学的不良影响。

(一)努力吸收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

我国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世界史专家理应认真吸取传统史学的精华，并运用到科研实践中去。但目前，世界史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不太注意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对其优长借鉴吸收不够。这里不妨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审视传统史学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第一，世界史学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司马迁的跨学科知识极其丰富，《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等特别体现出司马迁广博的学识。司马迁不仅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文学家，还可以说是一流的科学家。今天的世界史工作者也要关注和重视其他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广博的跨学科知识是写好世界史特别是通史性作品的重要基础。

第二，世界史学者要重视文字表述的准确与优雅。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文采充分体现在对人物事件栩栩如生的刻画上，给人动态感、立体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历史学著述不应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但应能形象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场景，展现出历史人物和事件活生生的“原貌”。司马迁的《史记》很耐读，对人物事件的描展的历史本来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历史时，由于各种局限，往往只能从局部来观察和研究有关问题；单个的研究人员更容易长期囿于狭小的研究领域。而且，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条块分割和相互隔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认识和探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并自觉地突破这种认识上和学科布局上的局限性，有意识地推动世界整体史研究。我们不能局限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上，而要把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放在世界史范围内来考察。根据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发展趋势和客观条件，努力寻找一些体现整体世界史的主题来深入探讨。

述具体、深刻、形象，很有吸引力。而我们现在的一些世界史著述，往往缺乏文采，条条框框多，干瘪枯燥的数据罗列多、结论多，不能引人入胜。

第三，世界史著作，即使是通史性著作，也要重视单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考察和描述。要以小见大，运用个别事件的典型情节，揭示宏大的历史真实场景。而我们有的通史性著作存在着把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数据化、抽象化的倾向。例如，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世界通史》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记载就存在这个问题，对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战争场面缺乏有分量的描写。[5]而《史记》对战争的具体场景却有许多精彩的记录。例如，《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穆公十五年(前645)秦晋之间的一场战争(韩原之战)，描述可谓精彩生动。“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穆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穆公，穆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晋君。”[6]司马迁用很简洁的文字讲明了战争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主要战情变化、战争结局，形象地描述了秦晋两军攻守易势、秦军反败为胜的战争场面，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四，世界史研究要重视考察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之一是：“通古今之变”。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社会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并且努力揭示规律，体现出了唯物史观的思想。通古今之变是史学的一大功能，而通整个人类社会的“古今之变”，则是世界历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第五，历史学要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史记》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史记》十分赞扬勇武精神和为国献身的精神。这正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宝贵成分。《史记》通过对有关历史人物活动栩栩如生的描写称颂这种精神。《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鲁国大将曹沫在鲁庄公与齐桓公会盟之际，不畏强齐视死如归的表现。“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日：‘子将何欲?’曹沫日：‘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7]寥寥数语，描述了精彩的历史事件，很有震撼性。《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别易水的场景也极为感人。“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8]司马迁用很精炼的文字，展现了荆轲别易水动人心魄的场景；且留下了千古名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千百年来，这样的人物事例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精神!塑造民族精神也正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第六，历史学要体现和讴歌时代精神。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两个突出方面。一是尊崇儒家学说的精神。汉武帝时期，治国指导思想由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转变为积极经略天下的儒家学说。二是实现天下大一统的精神。汉武帝重视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

司马迁秉笔直书，在《史记》中，对汉武帝不无批评。他本人与汉武帝也有矛盾，因李陵案受到“政治迫害”，在治国思想上与汉武帝并不完全一致，更主张儒道互补。但尽管如此，《史记》中的许多方面仍然贯穿着满足时代需要的儒家精神；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开疆拓土，努力实现大一统，而《史记》也宣扬大一统思想。《史记•大宛列传》对汉武帝通西域的决策和举措是充分肯定的。司马迁对汉武帝不畏艰难、不惜财力联通西域的决心有充分展现，寓赞赏于史料取材之中。《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去西域取宝马。结果李广利出师不利，遂“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日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9]正是因为汉武帝采取了“使使遮玉门”、“敢入者辄斩之”的坚决态度，才有后来继续联通西域的一系列行动。汉武帝的决策是非常有气魄的，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史记》则积极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

《史记》很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长。当然，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其缺陷和不足。[10]我们对待传统史学，要采取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

(二)防止西方史学的不良影响

我国的世界历史学在发展进程中从西方史学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但也受到西方史学的不良影响。西方史学有其成就，有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优点，这是不容否定的。笔者在英国学习和访问期间，在学术交往中，对英国史学界的一些好做法深有体会。例如，英国历史学者一般很重视查阅和应用第一手资料，包括公共档案材料、私人资料等；重视学术交流与研讨，学术会议较多，研究生按常规要参加专题研讨会，硕士班课程也类似研讨会；重视开展前沿研究；一般讲，英国历史学者的学风是比较朴实的。西方史学界注重学术创新，注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术流派。在20世纪，西方史学界就产生了年鉴学派，涌现出心理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影视史学、微观史学等；推出各种“史观”，如世界史观、全球史观，还有近来颇为引人注目的“大历史观”。[11]西方史学的优点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12]

但是，西方史学也有其弊端。有的著作尤其是一些“准历史著作”[13]存在着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虚华学风，而西方世界历史学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局限。今天，西方世界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史学。关于资产阶级史学，恩格斯早在140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断。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4]这一精辟论断放射出强烈的真理光芒。

西方史学主流一般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承认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就意味着否定资产阶级统治的永恒性。所以，当今西方历史学者往往不愿意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例如，克劳斯•伯恩德尔、马库斯•哈特斯坦等编著的《图说世界史》的绪论就这样写道：“在历史学研究的领域里，不确定性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宣称他们发现了确定答案的人是错误的。”他们还更为明确地说：“有些自诩学识渊博的好学者还会详细解释道：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类历史自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成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的过程，并从中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15]

西方世界历史学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这一问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西方中心论、种族优越论或文明优越论因素可以说早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初露端倪。我国一些学者对希罗多德的《历史》赞赏有加，但往往忽视其存在的明显偏见。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刻意渲染攻打希腊的波斯军队数量，以突显希腊人的英勇善战。《历史》记载波斯国王薛西斯带领5283200 人攻打希腊。[16]《历史》还着意渲染波斯的专制主义。在希罗多德笔下，波斯国王是极端的专制君主，滥杀无辜，胡作非为；东方国家还充满了权力斗争。《历史》一书流露出明显的妖魔化波斯君主的倾向。这部宏篇巨著的结尾部分记载：波斯国王薛西斯攻打希腊兵败逃回萨尔狄斯后，不是闭门思过，而是纵情狂追其弟玛西斯特的妻子，后来又向自己的儿媳、玛西斯特的女儿求爱；最后，还因此杀害了其弟全家。[17]希罗多德把这种故事如同信史一样书写，并且放在全书十分重要的位置。希罗多德的《历史》已有了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这部著作浸含着浓厚的西方是正统的、也是正确的观念。在《历史》中，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皮西亚女祭司发出的神谕是十分灵验的；偶尔显得“不灵”，那也是因为人们对神谕的解读有误。人们面临重大问题时都要求取皮西亚女祭司的神谕。波斯的玛古术士则不然，其预测往往不灵；玛古术士们还卷入了权力斗争。同时，希罗多德极力宣扬在希波战争中，希腊战胜波斯是天意，以此渲染希腊的正统性与波斯的“非正统性”。

今天的一些西方学者在论述古代中世纪历史时，史学偏见还少一些，而讨论世界近现代史，偏见则十分明显，尤其是美化或淡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史。笔者在阅读英国学者撰写的英帝国史著述时，感到英国主流的帝国史专家对殖民主义的罪行往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有时甚至变着法子美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谈到英帝国瓦解的原因时，往往淡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强调英国主动给予殖民地独立；淡化甚至完全忽视苏联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中的作用，而长篇累牍地渲染美国如何迫使英国撤出殖民地，着意给英国的盟友美国披上反殖民主义的光环。

这里不妨对国内较流行的两部西方历史大作的学术倾向进行一番考察。它们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一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其中，《世界：一部历史》更为明显地包含着西方史学界一些常见的史学偏见。下面略举几例。

一是淡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行，甚至美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例如，努力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几近灭绝归因于来自旧大陆疾病的传染；着力渲染印第安人的专制、野蛮和残暴，殖民征服受到了欢迎。[18]阿迈斯托写道：“在人口密集并极易受到疾病侵袭的中美和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口数量有代表性地下降了90％”。“殖民当局的慈善态度也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帝国政府像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当局那样，持久而徒劳地立法保护天花感染者。”[19]“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班牙的‘征服’又显得异常平和。特别在先前臣属于阿兹特克和印加的地区，大多数社群因为迫切希望摆脱他们的美洲土著帝国统治者，对西班牙人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甚至还表示热烈欢迎。”[20]阿迈斯托还讲道，“殖民主义所到之处，不仅毁坏了当地的文明，也表现出令人诧异的创造性，不仅创造出新的语言，而且创造出新的宗教、新的菜肴以及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21]

相比之下，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殖民主义活动有比较多的客观描述，但也存在着淡化、美化殖民主义的倾向，只是更为隐晦巧妙。例如，谈到欧洲殖民扩张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22]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笔下，殖民主义者赤裸裸的抢劫行径也是遵守“原则”的。谈到欧洲人在印度的殖民扩张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主和贡物收集者。它们修筑堡垒、供养士兵、铸造货币并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不存在能够阻止英、法扩展影响的中央政府。”[23]在这里，英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公司这类西方殖民扩张的积极执行者却成为了“纯粹的商业组织”。它们之所以变成“非纯粹的商业组织”，原因并不在于殖民主义的本质，而是因为印度没有了有力的中央政权!在谈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源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支出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24]海外殖民掠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5]然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笔下，这一点却不明朗了。殖民掠夺包括赤裸裸抢劫的财富在他看来都属于“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西方许多世界史学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殖民主义辩护的。

二是忽视、否定或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谈到战后“殖民地革命的根源”时，就不提苏联的作用，也没有提及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促进作用。[26]而且，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把苏联与西方诸殖民帝国相提并论，把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新国家与战后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诞生的新生国家相提并论，列入战后“独立的进程”同一表格中。[27]不过，斯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还是稍有提及的，并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相比之下，阿迈斯托则更加淡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的建设成就；无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而强化美、英在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中的功劳。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乃至整个苏联卫国战争只字不提，却着意渲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危害性。

三是把明清时代的中国称作“帝国”，[28]与西方同时代的殖民帝国相提并论，极力渲染中国所谓的“殖民主义历史”。阿迈斯托写道：“明清时期中国不仅致力于经济扩张和发展对外贸易，还致力于殖民活动，并积极向土著传播汉族习俗。”[29]“按大多数标准来说，清是18世纪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帝国。”[3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帝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冲击下，纷纷解体。这一解体过程，一些西方学者称为“非殖民化”过程。有的学者则把苏联的解体也当作这种“非殖民化”过程的一部分。刻意把明清时代的中国说成是“帝国”，其潜台词是明确的，即世界所有的殖民帝国都解体了，而中国这个曾经的“帝国”却还没有解体。

美国学者劳拉•霍斯泰特勒直接把其著作命名为《清朝的殖民事业》，副标题是《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和地图学》。在前言中，作者坦陈研究目的之一是：“通过明确揭示清朝的地域勘测和民族调查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殖民列强的做法类似，对仍然太过流行的中国孤立论和中国例外论神话提出异议。”[31]英国的帝国史专家约翰•达尔文在其《帖木儿之后：1400-2000年全球帝国的兴衰》一书中也视清朝为“帝国”。达尔文写道：“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保持了庞大的亚洲内陆帝国：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今天的中国很大程度上与1830年代庞大的清帝国边界相同。[32]达尔文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帝国史，而帝国都是要终结的。“历史上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没有任何帝国是永恒的。崩溃的原因是很多的。”[33]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帖木儿的阴影》，其首页则是五星红旗飘扬的天安门城楼照。照片下方的文字是：“天安门广场：帝国依旧在”。在这里，作者著书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可谓“用心良苦”!

　杜维运先生指出，与古代中国不同，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以至也没有纪实的史学理论。希腊罗马史学家写史，大都运用修辞学方法。利用虚构的演说道出舆论的大势，是修昔底德的一项发明，以致虚构演说词变成一种传统。杜维运还认为，西方中古时代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文献当前，盲目接受；批评文献真伪以远窥历史真相的工作尚未开始，也感觉没有批评的必要，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的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如此，则今天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什么差别，就不足为怪了。[34]也许这种古老的史学传统迄今仍然对西方史学发挥着潜在影响。西方学术界的确不乏出于某种意识形态偏见或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刻意“虚构”历史的现象。魏特夫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精心构造了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学家们已证实，这种“东方专制主义”远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之际，抛出了他的“历史终结论”，明显地是在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推波助澜。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加强，特别是亚洲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历史终结论”则有所隐退。近些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的“中国中心论”，对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也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国际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夸大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意识形态偏见和局限成了西方史学自身发展的一种障碍，伤害了历史学的科学性，阻碍了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我国学术界要防止西方史学中意识形态问题的消极影响，坚持科学态度，警惕史学偏见和错误思潮。

三、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

(一)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史学”亟需培养更多优秀的复合型人才

世界史学科有其特殊性，对人才有特别的要求。我国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要实现飞跃，实现对西方世界历史学的跨越式发展，亟需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复合型人才应具有以下基本素质。

第一，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是很朴实的道理，不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的“玄学”。世界史工作者要舍得花一定精力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自觉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去。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唯心史观，识别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决不是教条地照抄照搬经典著作的某些语句和单个结论，而是重在坚持基本原理，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

第二，有扎实的专题研究功底。世界历史学要研究宏观的、跨时代跨国别跨专题的大问题，但优秀的世界史工作者首先应该能够在一个或几个专题领域开展深入的学术探讨，达到前沿水平。这在一定意义上要求科研人员有比较稳定的“学术根据地”。有了深入的专题研究经验，开展宏观的、跨学科和通史性研究就具备了扎实的基础，不会流于空泛疏浅之论。世界史专家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不宜频繁转换研究领域；在专题研究中不应浅尝辄止，而要做到：“钻坚求通，钩深取极”。[35]

第三，有较强的应用外语包括古代文字的能力。研究世界史，必须大量使用外文资料。这要求科研人员掌握相关的外文。当前，我国世界史丁作者在外文应用方面还很不足。从语种数量上讲，能够熟练运用的不多；在一些科研教学机构，中青年世界史研究人员比老一辈世界史专家掌握的语种还要少。青年学者懂英文者居多；但即使是英文，能够熟练应用、畅通无阻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者也不多。而能够熟练运用其他语种的人则更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和古代文字。例如，懂阿拉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的就很少；懂古希腊文、拉丁文、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古代西亚楔形文字、赫梯文者屈指可数；能够运用多种文字进行比较研究者则更少。如果不能运用某种文字的原始档案材料开展研究工作，就很难在相关的领域推出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也难以开展平等的学术对话。因此，我国世界史工作者亟需加强外语培训。不仅仅掌握英语等大语种，还要注意掌握小语种和古代文字。只有涌现一大批这样的特殊人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上台阶，逐渐走向世界前列。

第四，有比较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过去全部历史的科学，包括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这就要求世界史专家有比较丰富的跨学科知识。研究通史性问题的学者，尤其需要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即使从事专题研究，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也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进行某个专题学术探讨。[36]

第五，对当今世情、国情有比较深刻的把握。历史与现实是分不开的，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了解世界现实有利于认识世界历史，了解世界历史也有利于认识世界现实。了解世情和国情，有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促进研究工作。立足现实，回望过去，也正是开展世界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此外，优秀的复合型人才还应该具备开展集体科研项目或大规模科研项目的组织协调能力。

世界史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除科研人员自身努力外，国家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从体制机制上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这里简要谈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要加大多语种人才培养的力度。例如，对于我国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要在制度上为有特殊兴趣和专长的青年学生学习多种语言创造条件，鼓励青年学生学习小语种和古代文字；同时还要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小语种和古代文字教师队伍。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大留学生选派力度，有规划地把更多的青年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小语种和古代文字，并加强世界史专业理论和知识培训，攻读世界史博士学位。科研院校要积极选派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到国外定向研修，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同时，掌握小语种和古代文字，成为具有特殊优长的科研人才。

第二，要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世界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外国史，科研人员需要及时掌握国外有关学术动态，查阅外文资料，经常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取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重要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学术交流可以说与日俱增。但现阶段，由于经费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在对外学术交流上还有较大的局限，还不能做到“畅通无阻”。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支持世界史专家对外学术交流的力度；科研院校要充分考虑世界史学科的特点，给予适当倾斜，及时提供有利条件，支持世界史专家出国研修，参加学术会议和查阅资料。同时，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也是世界史专家了解世情的一个很好途径。

第三，完善优秀人才评价和考核机制。世界史“复合型人才”成长周期长。青年科研人员要学好一种外语或几种外语包括古代文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会影响他们及时推出成果。与其他一些学科的人员相比，在出成果方面往往显得滞后。因此，科研院校在人才招聘、职称评定、课题立项、教学科研评优等方面，要根据学科特点和具体科研人员的特长，采取灵活办法，学科之问横向比较不能搞一刀切，对世界史专业科研人才不能简单地以学术成果数量取人。青年世界史专家打好了扎实的外文基本功，将来更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世界史“复合型人才”其他素质的培养也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

第四，提供适当的科研条件和生活保障。要成为优秀的世界史复合型人才，必须多年潜心学习和研究。国家和有关科研院校要为这类人才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科研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年来科研条件有较大改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院校还有差距。对我国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对外学术交流经费特别需要有较大的提高，国家和科研院校要为世界史科研人才建立通畅的对外学术交流渠道；并为他们利用外文资料数据库开辟便捷途径。西方国家世界史专家之间相互交流非常频繁，查阅资料的渠道也很通畅。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要为科研人才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使其在生活上后顾无忧，能够做到心无旁骛，专注学习和研究工作。今天许多青年科研人员在生活方面还受到一些困扰，如住房困难。不少博士毕业生参加工作后，没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两人或几人合住一套，空间狭小，生活、学习和研究都受到影响。生活中的这类困扰阻缓了优秀科研人才的成长步伐。不仅仅是世界史学科的人才，其他许多学科的人才也是如此。科研人才生活困难的解决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要采取切实措施，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像世界历史学这样的“市场效应”较差的“冷门”专业，优秀科研人才的成长尤其需要国家政策和科研院所给予特别的关爱和支持。

　(二)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

世界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工作者，世界史专家要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而坚持科学严谨的学风，应该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开展研究T作。从事世界历史研究要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坚持科学态度。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航天科学家们坚持科学严谨的精神分不开的。酒泉发射基地的一幅巨大标语是：“一丝不苟，分秒不差”。这也是我们世界史工作者应该坚持的态度和方法。世界史工作者在课题立项上，在史料挖掘、辨析、运用和观点形成过程中，在文字表述等方面，都需要坚守科学原则。

第二，防止粗制滥造，杜绝抄袭剽窃。在科研工作中，要志在推出精品力作。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是深入研究的结晶，有学术创新点，能把本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在掌握研究资料上，尤其要狠下功夫，努力挖掘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地充分掌握有关资料，避免仅凭几本外文书就写出论文或著作。研究外国历史，当然需要对外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做一些引进介绍，但不应把外文著作或论文拿来稍加编改就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变相抄袭剽窃行为。坚持优良学风，就必须强调科研成果的原创性。

第三，养成优良文风。我们的一些世界史T作者特别是年轻同志，不太注意文字表述上的锤炼，写出的东西不够简洁流畅，有时逻辑上也不严密；在外文材料和观点的引述中，译文不够通顺，洋味浓；有时句子冗长，断句上也较随意。作为科学工作者，这些问题都是要认真克服的。文字表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有否文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否科学态度的问题。

第四，培养淡泊名利和献身学术的精神。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工作，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今天，世界历史学是发展较快的学科，但它并不是热门学科，也不是一门藉此可以发大财的学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诱惑力很强，科研人员容易分散精力，从而妨碍自己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世界史工作者需要有为科研事业献身的精神，淡泊名利，潜心探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研究世界史，要做出突出贡献，甚至成为学术大家，没有一种执着的献身精神，是做不到的。

四、努力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

构建“大国史学”，需要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应该努力做到以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