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到中国留学史,一般认为发端于130年前。屈指数来,130多年以前可能就是指1871至1889年间,在容闳的倡导和推动下,清政府遣派120名幼童先后赴美国留学。容闳本人赴美留学是在1847年,这个日期在国内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留学生史的开端。当年,马礼逊学堂的校长布朗先生回美国时,决定带上容闳、黄盛和黄宽这三位学生一起走。后来容闳和黄宽分别在耶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获得学位,并回国效力,故而被认为是最早的留学生。2003年3月20日,在北京刚刚组建的国家博物馆推出一项以近现代留学历史为题材的大型展览,再次重申容闳是中国赴海外留学的第一人。

    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史料中有大量的记载说明在1847年以前有不少中国人曾经赴西方求学。著名的玄奘西天取经可以追溯到公元629年,其后的17年当中,他行程5万多里,途经138国,到处拜师求教,学遍各种佛教学说,尤其是将大小乘学说融会贯通,成为学贯中西的高僧。他最终携657部佛典回国,在长安大慈恩寺主持译出了1,335卷之多的佛经。当然,有人也可以争辩说,玄奘生活在唐朝,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近现代”的留学生。

    那么,近代历史上还有比容闳、黄宽更早的中国留学生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有名有姓的至少随手就能找到四个。

    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这个名字。早在1710年,他就从意大利来到澳门,随即北上来到北京,成了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师,经常跟随皇帝去各地巡视,走遍了大江南北。不幸的是,马国贤在华期间,罗马教廷因中国礼仪的问题跟康熙皇帝发生了争执,双方关系迅速恶化。马国贤对于京师越来越敌视外国传教士的事态发展感到非常担忧。为了寻找另一个发挥自己宗教热忱的途径,他开办了一个学校,教中国孩子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教士。作为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终身未娶,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些中国孩子身上。他最喜爱的一位学生名叫殷约翰(John In),后者的父母因听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传言,坚持要把孩子领走,但马国贤并未因此动摇办学的决心。在他赤诚精神的感召下,这位学生的父母最终还是把儿子送回了学校。

    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继位后对天主教传教士们又增加了许多行动的限制。马国贤感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已经基本无望,而且每天都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就被迫参加偶像崇拜的仪式,要么就得冒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要带他的学生回意大利。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723年11月15日,我终于带着我的四个学生和他们的汉文老师离开了北京这个巴比伦城市。我自己坐一顶轿子,两个最年幼的学生坐另一顶轿子,其他三个人和两位仆人都骑着马。风刮得很猛,我们的轿子有好几次被大风吹翻了……这就好像是恶魔预见到我的这一小群学生将来准会带来至善,所以他要尽全力把我们赶回由它所控制的京师。”

    殷约翰就是他带走的那四个学生之一。由于这些学生年纪太小,而且是初次出远门,所以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在广东他们登上了一条英国船,可是那些英国船员对待他们的态度十分恶劣。这一方面是由于年纪最小的那个学生尿床,经常要弄脏舱位里的床单。另一位学生则感染了一种皮肤病,被船上的医生怀疑为麻风病,所以那些船员一再威胁要把这些中国佬一个个扔下海去。到了好望角以后,马国贤带他的学生上岸休整时,那些梳辫子的小学生又常受到人们的捉弄和侮辱。有一次几位英国人和荷兰人为了取乐,硬是把旅馆老板的女儿往殷约翰身上推,后者吓得号啕大哭,浑身发抖,最后竟钻到了床铺下面。

    最终马国贤成功地带他的学生来到了那不勒斯,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解除了教会的猜疑,以及办学的财政问题,于1732年正式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学院”。根据西方学者奈杰尔·卡梅伦的研究,这座“中国学院”在1888年被意大利政府下令关闭之前,总共开办了156年,培养了106名精通拉丁语的中国人神甫,为在华天主教教会的本土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中国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1792年,英国政府派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前往中国谈判通商贸易,因在英国本土找不到合适的汉文翻译,便慕名前往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聘了那儿的两名学生作为外交使团的翻译。凑巧使团中有两位画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威廉·亚历山大的画家一路上创作了上千幅速写,详细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回国后,他又将这些速写加工成为水彩画,其中有一张正好画的是特使团中这两名汉文翻译之一。根据亚历山大所做的笔记(现藏大英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这个入画的汉文翻译和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中国留学生名叫多明诺斯·聂(Dominus Nean)。从他的脸部特征来判断,很可能是广东人。有趣的是,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并不懂英语,但却能说拉丁语,因为当时天主教会的礼拜仪式都是用拉丁语。幸好马戛尔尼及其幕僚也都粗通拉丁语,所以他们在中国旅行时,中国的方言和官话都是被译成拉丁语的。

    中国人留学英国的记录也早于1847年。因为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英中贸易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广州的通商口岸先后出现了一批专门跟外商打交道的行商、买办和翻译。掌握英语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谋生手段。虽然清朝禁止天朝臣民擅自出洋,但还是有不少商人、仆人和移民偷偷地来到了英伦三岛。根据《伦敦新闻画报》(1845年11月8日)的报道,1845年,在伦敦海德公园旁的奈茨布里奇(Knightsbridge)开办了一个中国展览馆。引起全城轰动的是那儿一对有趣的活展品,即小名叫“阿兴”和“阿友”的两位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广州人,大名分别是郭亚成和陈亚裔。大约在八个月之前,他俩搭乘“英格尔伍德号”(Inglewood)轮船到达英国的利物浦。据信那条船的船长原本是想带这两位青年到英国来受教育,并最终通过他们跟中国人谈判贸易,从而使自己也能获得好处。但不幸的是,那位船长在那次航行过程因病去世。他俩此前一直住在利物浦学习英语,直到本次中国展览馆的主办人兰登(Langdon)先生把他们接到伦敦。据报道,他俩都非常聪明伶俐,并且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从画面上看,他们都穿官服,戴官帽,不是举人,也至少应该是秀才。由于都是出生于商人家庭,他们跟广州的上流社会里也保持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虽然来到英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俩的英语已经讲得差强人意。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像“阿兴”和“阿友”这样的自费留学已经逐步崛起,成为海外留学潮中的一个主流。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类跟中国人出洋留学有关的史料也正在不断地浮出水面。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正统的留学生历史将会被彻底地重新改写。